编者按：程千帆先生文史淹通，其史学研究代表作《史通笺记》，为近代以来《史通》“增释诸家用力最勤者”（张新民《〈史通〉评释诸本述略》），曾被周一良先生许为“子玄之功臣，读《史通》所不可少”（周一良1981年6月6日致程先生书，《程千帆友朋诗札辑存》第十册下）。这篇《〈史通〉读法》则是程先生为《史通》研读者指示门径之作。文章最后，程先生提到了几种《史通》注本，较为简略。现将贵州大学张新民教授《〈史通〉评释诸本述略》一文附后，以供研读者参考。
刘知几（公元661—721年）的《史通》自来和刘勰的《文心雕龙》并称。《文心雕龙》总结了上古迄萧齐文学创作及文学理论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而《史通》则总结了上古迄唐初史籍撰述及史学理论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文心雕龙》中有《史传》一篇，概括地叙述了古代史籍的起源和发展。篇中所论，也涉及到了史学的历史和理论两个方面。《史通》成书，显然是受到了《文心雕龙》，特别是其中《史传》篇的启发。
《史通》按照先秦、汉、晋撰写子书的传统习惯，分为内外篇。内篇原有三十九篇，其中《体统》、《纰缪》、《弛张》三篇早已亡佚，外篇有十三篇，共五十二篇，存四十九篇。这四十九篇书，多数是主题明确的论文，少数则是一些杂记。它们并非一时之作，而是一篇篇地写成之后，才加以统一编排，区分内外的，如《四库提要》所说：“内篇皆论史家体例，辨别是非；外篇则述史籍源流及杂评古人得失。”它所论及的，几乎关涉到唐以前我国史学的全部领域，说它是一部古代史学的百科全书，也不算过分。一方面，书中每篇都有明确的范围和精辟的论点，而另一方面，内外篇之间，每篇与每篇之间，又有互相关联和补充（有时也有矛盾）的地方。
不止于此，刘知几写《史通》，当然是要阐明史学，同时，他也象司马迁写《史记》一样，“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报任少卿书》）。所以他在《自叙》篇中说：“若《史通》之为书也，盖伤当时载笔之士，其义不纯。思欲辨其指归，殚其体统。夫其书虽以史为主，而余波所及，上穷王道，下掞人伦，总括万殊，包吞千有。……夫其为义也，有与夺焉，有褒贬焉，有鉴诫焉，有讽刺焉。其为贯穿者深矣，其为网罗者密矣，其所商略者远矣，其所发明者多矣。盖谈经者恶闻服、杜之嗤，论史者憎言班、马之失。而此书多讥往哲，喜述前非。获罪于时，固其宜矣。犹冀知音君子，时有观焉。”这一简要自我评价，事实上也就告诉了后代的读者：《史通》固然是一部史学著作，但其中却包涵了、体现了作者对整个客观世界的看法。从这部书中，我们不但可以看到刘知几对于史学，同时也可以看到他对于哲学和文学等多方面的精辟见解。
程千帆《史通笺记》
我们今天要读《史通》，当然首先要从史学角度着眼。个人认为，要学习这部书，似可将书中篇目按其内容略加区类，分别先后，依次阅读。
首先可以读《史官建置》和《古今正史》两篇。我国史籍，起源上古。历代都设有史官，记录史事，《尚书》及甲骨文都可证明。《史官建置》一篇，叙述了史官建置的重要性和上古迄唐代的沿革废置；《古今正史》一篇，叙述了唐以前历代编年、纪传两体正史的修撰情况。将两篇合观，就是一部雏型的史学史。先读这两篇，便掌握了古代史学发生和发展的大致情况。
其次，可读《六家》、《二体》、《杂述》三篇。它们都是说明史籍体例的。刘知几按照古代史籍的结构、断限等特点，将它们分成尚书家、春秋家、左传家、国语家，史记家、汉书家等六家。同时又按其体例大分为编年、纪传二体，总称为正史；而将正史以外的，各类史籍，共十种，即编记、小录、逸事、琐言、郡书、家史、别传、杂记、地理书，都邑簿，都归入杂史。这三篇告诉了我们古代史籍体例及目录分类的情况，为我们进一步阅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及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关于史部书籍的评介，提供了方便。
再次，可续阅读《本纪》、《世家》、《列传》、《表历》、《书志》、《论赞》、《序传》、《序例》。这八篇都是讨论纪传体史籍的各个组成部分的。刘知几虽然认为纪传、编年都是正史，但一因纪传体比编年体更能从不同的角度显示历史的全貌，二因纪传体自《史记》以下，历代都有成书，未尝中断，所以后来正史之名便为纪传体所专有了。人们所常常称道的十七史、二十二史、二十四史，便都是指纪传体的正史。《史通》这八篇，告诉了我们唐以前纪传体史籍各个部分的情状，并探讨了它们的义例得失，使读者对纪传体有一个比较完整的概念。
再次，《断限》、《编次》、《直书》、《曲笔》、《题目》、《称谓》、《载言》、《载文》、《书事》、《烦省》、《采撰》等篇则是通论史籍的编纂原则及方法的。
再次，则有讨论史籍文字技巧的各篇，如《叙事》、《浮词》、《模拟》、《言语》、《点烦》等。
以上二十余篇，可以算是《史通》全书最主要的部分。把它们通读以后，再看其它各篇，也就容易了。
概括地说，《史通》为我国唐以前的史学作了比较详细的总结，发扬了古代史官力求“直书”善恶，使史籍成为符合客观事实的“实录”的优良传统，并将其提升到理论高度。为了使得史籍成为“直笔”所书的“实录”，他对史籍的编纂和写作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原则和具体建议，指明了一个优秀的史家所必具的个人修养，即才、学、识三长，而昔人对古代、对圣人的盲目崇拜，他也给予了严正的批判，从而为后代写史，树立了好坏两方面的样板，使人知所适从。这些都是从史学角度学习《史通》以后所能获得的知识和教益。
程千帆《史通笺记》手稿
从哲学角度看，刘知几思想的基本倾向是唯物的，他的历史观是进步的。对于从古以来就混杂在文献中的神奇传说与先秦诸子为了托古改制而从事的捏造，都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和方法加以区别。在这方面的意见，《疑古》、《惑今》两篇很有代表性。借助谨严的论证与锐利的笔锋，达到了“褫其华衮，示人本相”的目的。
他不但对传统史实与思想加以检查、怀疑和批判，对六经之书、孔丘之言都无例外，而且对史籍中广泛记载的五行灾异、祥瑞符命、神鬼迷信都加以驳斥。古代的神学家为了巩固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权，故意将一些自然现象（天）和社会现象（人）联系在一起，从而臆造出天人交感的学说。刘知几在《五行志错误》和《五行志杂驳》两篇中，对那些广泛存在于史籍中的乌烟瘴气，逐一扫荡。
除上举各篇能代表刘知几在历史哲学上所达到的高度以外，这种思想还贯穿全书，反复出现，如《采撰》一篇，是讨论如何收集史料的，就明白指出，凡是属于寓言、图谶、传说、神话，都不应作为史料，编入史籍。
当然，刘知几的反传统思想和无神论还有某些不彻底之处，因而其所论述，也往往自相矛盾，但对当时思想界来说，已经闪耀出异样的光辉。
《史通》对于文学理论方面也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刘知几对如何写史，立有若干专篇详加讨论，其所获得的结论，大都与文学理论相同或相通。
例如：他在《载文》、《自叙》等篇中，提出了与后代学者“文须有益于天下”相似的主张，推崇那些忠实地反映现实，“不虚美，不隐恶”的文章，而认为“繁华而失实、流宕而忘返”的作品是“无裨劝奖，有长奸诈”。这在今天也还是文学上一个重要的原则。
在《鉴识》、《核才》等篇中，他反对齐、梁以来直至唐初盘踞文坛的华靡文风，认为当代所撰史籍，每有“虚加练饰，轻事雕彩”的弊病。在《模拟》中，反对不顾精神实质而仅在形貌上学习古人，事实上是“貌同心异”，只能算是模拟之下。在《言语》中，他反对在语言上贵古贱今，认为一些史家将俗语改成雅语，今言改成昔言的做法十分可笑。在《浮词》中，他反对“轻弄笔端，肆情高下”。而在《叙事》中，他更详细地讨论了史书叙事之法，指出“尚简”、“用晦”、“贵真”的重要性。这些涉及写作方式方法的意见，也很可取。刘知几在《史通》中所表现出的文学观点，在某种意义上说，对唐代的古文运动起了一种“导夫先路”的作用。
总的说来，《史通》首先当然是我国史学史上的一部经典著作，但它在哲学、文学两方面也有不可忽视的贡献。所以我们读这部书，可以而且应当从这三个方面去认识它。
程千帆《史通笺记》手稿
《史通》在宋朝就有刻本，明代加以注释的，有李维桢《史通评释》、王惟俭《史通训故》两家。清人则有黄叔琳《史通训故补》，浦起龙《史通通释》两家。浦书后出转精，流行很广，取代了前此各家。后来的学者多在浦书的基础上进行订补。陈汉章作《史通补释》、杨明照作《史通通释补》，现附印在上海古籍出版社所出新版《史通》的后面，很便于阅读。
此外，独立成书的《史通》补注，则有彭仲铎的《史通增释》（未刊）及程千帆的《史通笺记》。
吕思勉作的《史通评》，用意在评议刘书义例得失，并非注释，但和原书对读，很能开人思悟。
解放以后，《史通》很受学术界的重视，许多学者写了评介文章。这些文章，多数收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史学史论集》（二）里面。这些文章，都有助于对《史通》的阅读。
>原题《〈史通〉读法》，载《文史知识》1982年第5期，收入《闲堂文薮》，《程千帆全集》第七卷
历代研治《史通》者，其流为四：一为评论，如唐柳璨《史通析微》、清纪昀《史通削繁》；二为校雠，如何焯、卢文弨、顾广圻、冯已苍、钱遵王诸家；三为注释，如《史通评释》《史通订注》《史通训故补》《史通通释》；四为续补，如陆深《史通会要》、宋慈抱《续史通》、许钟璐《史通赘议》、汪之昌《补史通》。清以前诸家之本，以浦起龙《史通通释》最为可读，解放后程千帆先生刊有《史通笺记》、张舜徽先生刊有《史通平议》，而张振珮先生《史通笺注》熔校、笺、注、评于一炉，厥功甚伟，考校最精。爰就其时序，述之于下。
唐昭宗光化三年（900）史官柳璨以《史通》议驳经史过当，纪知几之失，别纂十卷，号《柳氏释史》，又号《史通析微》，学者服其优赡。晁公武言其书“共成五十篇，萧统云‘论则析理精微，故以为名’”（《郡斋读书志》卷七，史评类）。《中兴书目》称《析微》十卷，随篇评论其失，凡四十九篇，又第十篇摭知几《四朝实录》之失（《玉海》卷四十九，《艺文门》，文史类引）。此为作专书议驳《史通》最早者。据《郡斋读书志》卷七，其书乃就维护儒家传统立言，故对知几“妄诬圣哲，评汤德为伪迹，论桀恶为厚诬，谤周公云不臣，褒武庚以徇节，其甚至于弹劾仲尼”，深致不满，因有此作，已佚。
《宋史》卷三〇六本传称孙何笃学嗜古，为文必本经义，著《驳史通》十余篇，另有《春秋意》、《尊儒教议》诸书，可知其所驳亦为知几讥弹前贤之论。
深校定《史通》之余，复采其中精粹者，编为《会要》三卷，分建置、家法、品流、义例、书凡、修词、叙事、效法、隽家、篇目、丛篇诸目，阐以后人论史之语，间附己见，收入嘉靖自刻《俨山外集》中。清儒訾议，认为《史通》之分内外篇，界限自有深意，故为后来作史所取法，深既知校定其书，岂尚不知其著作之妙用，乃取而割裂之，附以后人之作，可谓误用心思矣（《郑堂读书记》卷三十五，史评类）。
万历年间李维祯就张鼎恩本，略为评论。嗣后延年得其父子章自黔中所寄张鼎恩本，复加芟正。篇中史官姓名，自孔衍、荀悦以下俱著其爵里，间以己意为之评论。既就，李维祯赠张之象本，复补足《补注》《因习》二篇全文，校正二百三十余字，续成《史通评释》二十卷，为最早训释《史通》者。篇中维祯语皆以“评曰”标出，延年所补则注明“附评”，四库馆臣谓维祯所评，不出明人游谈之习，无足置论，延年所释，较有引据，而所征故事，率不著其出典，亦颇有舛漏，故王惟俭以下注《史通》者数家，皆嫌其未惬，多所纠正。书中附有于慎行《史通举正论》。
据《史通评释》参校蜀刻、吴刻。注文以本篇为题，次第注之，事少字少者及音义注见册颠，复出之注标明见某卷，一人而二、三注者，其人同其事异，各以其题注之。评有总评，有细评。总评列于前，细评列于事之后。注文或序作书之旨并其作者，或序其爵里，或序其事之颠末，类多习见，殊少新义。今原刻藏南京图书馆，《明史·艺文志》及其他公私书目几无一著录，训释者仅见张振珮先生《史通笺注》采及。
王氏撰《文心雕龙训故》毕，以李、郭二氏《评释》与己意多不合，乃以注《文心雕龙》之例，复取《史通》注之，称《史通训故》。《训故》本以《评释》参校张之象所藏宋本，王氏自谓除增《因习》一篇及更定《直书》《曲笔》二篇外，共校正一千一百四十二字（王惟俭：《史通训故》序及题识）。四库馆臣取与《评释》相核，言惟《曲笔》篇增入一百一十九字，《因习》《直书》二篇与郭本相同，无增入之语，并云《评释》漏略实甚，惟俭所补，引证较详。然黄叔琳、浦起龙继注是书，尚多驳正。盖知几博极史籍，于斯事为专门，又唐以前书今不尽见，后人披拾残剩，比附推求，实非一二人之耳目所能遍考（《四库存目提要》卷八十九，史评类，史通训故条）。周中孚亦称其书于每篇后引书为注，但可名为注，而不可名为训故，此明人不谙古义之一证。其注虽较郭注为详，然未免失之踳驳，故黄叔琳、浦起龙两家为之补正，当以最后之本为定本（《郑堂读书记》卷三十五，史评类）。《训故》刊刻后，传本极少，王士祯生值明末，去惟俭未远，访求二十余年始得之。其卷帙，明王圻编《续文献通考·经籍考》作“六十”入录，误，应以《四库存目》《郑堂读书记》所云“二十”为是。
叔琳乾隆三年辑注《文心雕龙》（有养素堂本）后，又于十二年（1747）据王惟俭本，补缺删繁，广所未备，刊定此书。盖王本依据正史，选择精严，然失之于简，或缺而不注，或注而不全，且鲁鱼亥豕，尚有沿误；而延年所注，盛行书垫，援引踳驳，枝蔓无益，又疏于考订，每多纰谬，故复加增补，重梓行世。此本于王注稍有删节，仍存旧名，自所加注则标“补”字以别之。凡王氏误者，或迳改注，或添卷尾，或指驳上方，又仿前《文心雕龙》之例，于知几议论精当处，加之圈点，以志别择，偶有己见，附列上方，惟于《疑古》《疑经》诸篇非圣无法，深致不满，一概削锄，殊失允当。因刊板在都，又称北平本。书与浦起龙《史通通释》同时而稍先，故浦氏得以摭采。《四库存目》谓浦本注释精核，而失于好改原文，又评注夹杂，俨如坊刻古文之例，是其所短。此本注释不及起龙，而不堪改窜，犹属谨严，其圈点批语，不出时文之式，则与起龙略同。（《四库存目提要》卷八十九，史评类，史通训故补条）
旧注递相增补，互有短长，餍心者寡。乾隆己未（1739）浦氏于苏州府教授任上得王惟俭本，循览粗过。乙丑（乾隆十年，1745）归老，复获郭延年本，病前者“善匿”，后者“臆评”，乃旁搜博采，丰取矜择，于戊辰（乾隆十三年，1748）撰成初稿。会北平本新至，又参互补订，增录数条，得书二十卷，乾隆十七年（1752）梓行。浦本以兼举其义与辞而谓之训正，凡六类：一曰释，二曰按，三曰证释，四曰证按，五曰夹释，六曰杂按；又以是正谬脱衍窜者为刊讹，其别有四：一曰字之失，二曰句之违，三曰节之滑，四曰简之错。全书引据详明，考定精审，惟轻于改窜，往往失其本旨。其中正文大书，并不言宋本，而一一符合，殆即卢文弨所见华亭朱氏影钞宋本，浦氏特攘掠以自示精审。至于句解章评，参差连写，如坊刻古文之式，有乖注书体例，尤为通人所讥，而专臆恣改、阴用前人之说者亦屡见不鲜。浦书流传极广，清代版本有求放心斋本、向山阁本、翰墨园本、志古堂本，而以求放心斋初印本为最好。
民国十七年商务印书馆版，收入国学丛书中。注本割裂原书次第，重新臆排前后篇目，计有自叙（原内篇第三十六）、六家（原内篇第一）、古今正史（原外篇第二）、史官建置（原外篇第一）、杂述（原内篇第三十四）、核才（原内篇三十）、辨职（原内篇第三十五）、采撰（原内篇第十五）、探赜（原内篇第二十七）、鉴识（原内篇第二十六）、品藻（原内篇第二十三）、书事（原内篇第二十九）、模拟（原内篇第二十八）、因习（原内篇第十八）、言语（原内篇第二十）、直书（原内篇第二十四），共十七篇。书前冠有选注者叙言，论作者生平、著书本意、主张及全书概要、各篇主旨。注文悉本《通释》，仅将文字改为通俗文言（旧称新民体）。台湾台北文星书店一九六五年重印。
商务印书馆国学小丛书本，民国二十三年初版，次年再版。著者以今文经学家立场对《史通方逐篇评议推论，得知几著书本旨甚多，然失之者亦不少。1981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将《史通评》与《历史研究法》《中国史籍读法》《文史通议评》合为《史学四种》，收入中国当代史学家丛书出版。
著者别有《史通》批校本，以翰墨园《通释》为底本，参校移录向宗鲁校本及向氏所录杨守敬校本、纪昀削繁底本识语，并采及卢文弨《群书拾补》、孙毓修《札记》等诸家之说。又别为《笺记》，其旨有八：一日拾遗，凡诸家旧说未备者，均补益之；二日订误，旧说可绳者，别而纠之；三日本证，凡知几牴牾失应者，概辨而定之；四曰旁征，凡诠释不能尽知《史通》原旨者，则曲畅而旁通之；五日究源，凡知几所取资者，悉加甄录而明其所自；六曰竟委，凡《史通》影响后人者，不论异同，皆依其指陈，采供参稽；七日贵近，凡近世史学关涉《史通》而与《笺记》体例相符者，博取而详著之；八日崇实，凡所引据，必核原书，并附书目表以供覆核。其所征引，唐以前史籍固多，唐以后以及近人撰述亦不少。《体统》《纰谬》《弛张》三篇佚文，仿黄季刚先生《文心雕龙札记》补《隐秀》篇例，以汪之昌拟者补之。此书虽系摘句选笺，未窥全豹，而为浦氏以后增释诸家用力最勤者。近悉千帆先生与其高足续补《史通笺记拾遗》，不日观成，当益臻完备。有中华书局1980年排印本。
此书凡六卷，与《通志平议》、《文史通议平议》合装一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盖张舜徽先生启导及门读史，皆先以此三书。讲习余暇，凡书中议论之精者，表而出之；其或疏舛，辄加考明。《自序》谓“余耽悦是书，治之三反，偶有所悟，辄于书之上下皆满，尝据唐以上旧史，以补苴罅漏，亦间抒所见，以论列其是非，苟遇刘氏起例发凡，实为后世史学有启牖之功者，则亦表而出之，以志服赞之意焉。”书以评议为主，辅以考据，于刘氏底蕴多所发抒，所据之本则为浦氏《通释》。
著者长期研治《史通》，因病浦氏之书轻于改窜，往往失其本旨，且有不能尽知出处者，而浦氏之后二百余年，训释校勘，累屋重架，层垒增补，全面笺注绝无嗣响，乃专精毕力，载阅寒暑，穷搜博采，探幽索隐，于1982年撰成《笺注》近七十万言。《笺注》以张之象本为底本，精心参校陆深、张鼎恩、郭延年、陈继儒、黄叔琳、浦起龙、纪昀诸家刻本或手批本，并旁及卢文弨、孙毓修、顾广圻诸家校识，脱者补，误者正，衍者删，校改均说明根据，不凭臆测，并用标号将原字注之于下，务求原书之真而使读者知所别择，颇得校勘深义，为诸本中之最精者。训释则仿郑氏诗笺之义，笺其本事本旨，必穷其溯，注释难词难字，必畅其义。凡前人及时贤之长，必标而采之，非者或舍之，或疏通证明之，不足者加按语以阐释之，应注而未注者钩稽事实以增益之。记诵之博，考订之精，言之有据，超迈前人。又于各篇之首冠以解题，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揭示推阐全篇要旨及其在中国史学史上之地位，衡其得失，明彼由绪，多为著者长期覃精沈思，创为新解者。书末附有刘知几学行编年简表，并辑录知几现存文赋、知几亡佚著作存目及《史通》各种版本之序、跋、著录与品评。古今括囊，其津逮后学，式昭方来，历代注家难与抗衡。有贵州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可论者，尚有年谱之作，除前述张振珮先生《刘知几学行编年简表》外，别有周品瑛、刘汉之、朱希祖、傅振伦四家之作（周品瑛《刘知几年谱》，载《东方杂志》第31卷第19号；刘汉之《刘子玄年谱》，载《努力学报》1929年第1期；朱希祖《刘子玄年谱》，稿本，未见刊行；傅振伦《刘知几年谱》，商务印书馆1934年初版，1963年中华书局重版印行）。其中傅振伦先生《刘知几年谱》几经再版，传播最广，影响最大，考订亦精。内容首述刘知几史学地位，次述其家世、学行交游，又按年月编列其一生行事，而以后记概论生平，殿为结论。知人论世，亦为研究《史通》者所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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